“汉人石刻,气魄深沉雄大”
汉朝艺术最大的特点是大气磅礴,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的雕塑,最具特点,其中马没有精雕细啄的修饰,而是用非常大气的大的轮廓去生动的表现出了马的形象
西汉承秦建制,许多方面继承秦的作法,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,汉初吸取秦朝的经验教训,采取简约宽松的政策。汉立国之初,朝中盛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想法,对百姓生活极少干涉,并大量搜罗文献,允许多家学说并行。
汉初君臣,皆起于楚地。建国以后,他们对楚歌、楚声也多所偏爱。因此,楚辞在汉初得到极大的流行。“秦焚烧《诗》、《书》……故在文章,则楚汉之际,诗教已熄,民间多乐楚声,刘邦以一亭之长登帝位,其风遂被宫掖。盖秦灭六国,四方怨恨,而楚尤发愤,誓虽三户必亡秦,于是江湖激昂之士,遂以楚声为尚。”(《汉文学史纲要》第六篇《汉宫之楚声》)
汉初的政论散文家有贾谊和晁错,其中贾谊的《过秦论》、《陈政事疏》等文章很著名,文学性也较强。汉初之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,并开始向新体赋转化。汉初的骚体赋作者由于缺少屈原那样的果敢灵魂,其赋作也往往强为呻吟,并没有多么深刻的想法和强烈的爱乡主义情感。故而辞赋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情感转向铺张扬历,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生活和享乐生活,由严峻的责斥变为温和的讽劝。
赋体的变化也必然成就一些操作这种体裁的诗人作家,贾谊是汉初骚体赋作的唯一杰出作家。
西汉的经济力量雄厚,疆域广阔,汉代文学呈现出八方荟萃、气度恢宏的文化主流气象。如汉之乐府,就广泛采集代、赵、秦、楚各地的歌谣,以“观风俗、知薄厚”。同时武帝大规模扩大乐府机构,重视采纳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,为文学的提高引进了民间的文化营养,促进了文化的提高和繁盛,此举在文学史上意义重大。
汉武帝时的诗人、辞赋家和文章家其眼光和胸襟也大为开放,或写下了“亦欲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(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)的史著,或以赋家之心,包举宇宙,总揽人物,大开大合,成就气象万千之辞赋。
《史记》是史传散文的典范之作,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记传体的通史。记载了从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,全书由五种体例构成。其中本纪、世家和列传是《史记’里面最具文学价格的部分。无论是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,还是在文章自身的结构及语言艺术上,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。
这个阶段的大赋兼综南北、融绘古今,描绘千秋帝业,是汉赋的鼎盛时期。
标志着汉大赋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《七发》。汉代的统一繁盛为文人提供了广阔的视域,使山川风物可以走到他们的笔下,司马相如的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是汉大赋的代表作。
然而,汉家独尊儒术,大兴经学,使生动活泼的《诗三百》变为“诗经学”。伦理化、政治化了的“诗三百”其文学意义则降到了极要的地位。汉代士人常要凭借解经之功得官职,他们不象先秦士人那样可以用外交、军事等手段为君主夺取霸权,士的地位及主体人格在这个阶段降到很低的位置。一些赋家也更多地表现出宫廷文人的特色,主要以文学活动为君王提供灵魂享受,同时,提一些建议和批评。因而汉文人的赋作大多是“润色鸿业,劝百讽一”的作品。宣帝时辞赋也盛极一时,王褒、刘向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作者。
西汉后期,社会矛盾日益尖锐,王莽开始托古改制,然而改制并没有成功。王莽在学术上提倡古文经学,古文经学被立为官学。扬雄是此期的代表作家。他的《法言》、《太玄》力求自成一家之言,不傍经典,一改他以前作品的复古特色,但行文流于艰深。其杂文《解嘲》与东方朔《答客难》前呼后应,倒是很有现实意义。